写反腐倡廉材料必备案例

（一）春风得意型

浙江省财政厅原厅长，省金融控股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巨炎16岁上大学，25岁提拔为副处长，35岁成为当时省政府部门最年轻的副厅长。其早年间从升学到工作都是一帆风顺，年纪轻轻就因工作出色屡屡被提拔重用，直至身居关键领导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资源……久而久之，“年轻有为”的标签让钱巨炎滋生骄傲情绪，自我意识逐渐膨胀。于是贪欲大起、“靠山吃山”，利用掌管“钱袋子”之机大搞权力寻租，为本人和亲属大肆攫取经济利益。

感悟：领导干部一旦被物欲绑住手脚，被金钱迷乱心志，便会一步步行差踏错，直至跌入深渊。从春风得意时的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到经营“亲友圈”时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再到自知问题暴露后的频繁串供、对抗组织，其在贪欲裹挟下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过程，再次展示了贪婪之害，发人深省。

如果说贪欲膨胀是腐败的直接诱因，那么，理想信念动摇则是腐败的思想根源。翻看落马官员的忏悔自白，大都是因为丢掉了初心、丧失了信仰，才走上了不归路。随着职务升迁，钱巨炎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名党员，他有时甚至觉得做党务工作是浪费时间。（媒体报道时间2019年1月2日）

（二）臭不要脸型

海南五指山市原副市长陈国诚，一边声称自己甘当“山里人”“农民的儿子”，一边滥用职权造成国家重大损失143万多元，同时还收受贿赂款85.96万元。他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来第一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民主党派成员。同时，也是一个曝光率很高的政府官员，经常参加电视台、报纸及网站的访谈、专访，塑造了有为、能干、清廉的公众形象。

陈国诚出生在海南省一个偏远的黎族小村庄，早在读中学的时候，他便立志要考取清华大学。1985年，他如愿以偿考取了清华大学民族预科班，1986年，转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

1991年毕业时，全班有32人，一半出国，其余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当年，他也有机会留在北京，协议都快签了，但他割舍不下家乡情结。他从小经历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生活，总希望有一天家乡富裕起来，他决定回海南工作。于是，陈国诚来到海口市南方建筑设计院，从技术员、工程师干起，一干就是15年。8年后，32岁的他便出任设计院院长。2003年，开始担任海南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海南省委组织部门选调他到五指山市工作。五指山市是黎族聚居的地方，是国家级贫困市。抱着“为家乡老百姓做点事”的想法，他同意挂职五指山市副市长。根据专业特长，五指山市领导让陈国诚分管城市建设与规划、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及城市交通等方面的工作，他开始手握实权。2007年1月，陈国诚正式出任五指山市副市长。由于他分管的工作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找他的人也多。

迷失在金钱与欲望边缘的陈国诚却逐渐背弃了自己的誓言。他不仅利用手中权力将已被政府无偿收回的土地运作给一公司，造成国家重大损失143万多元，同时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85.96万元。

2015年1月15日，文昌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国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宣判后，陈国诚不服，提起上诉。海南一中院审理认为，因《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受贿数额与处罚的规定发生变化，故应改变刑罚，终审以犯受贿罪，判处陈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感悟：很多落马官员在法庭自白、悔过书中，最常见的开头便是“我是农民的儿子……”其背后的潜台词是：自己出身穷苦大众，本质本性不坏，思想根源纯洁，只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没有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由“农民的儿子”变成了“人民的罪人”。“农民的儿子”，多亲切的一个称谓，竟然沦为少数贪官替自己开脱的挡箭牌。其实，无论是不是“农民的儿子”，贪官都不是天生的。像陈国诚一样，初出茅庐大多怀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初衷。然而，当他们经受不住一次次的诱惑，思想麻木了，心态扭曲了，目无法纪了，监管失效了，集小贪变成了大贪。（媒体报道时间2018年8月20日）

（三）飞扬跋扈型

安徽省司法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程瀚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程瀚先后收受或索取17人折合人民币1795.5万元的贿赂，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却徇私枉法，且认罪、悔罪态度差，依法从重处罚。这可是无数案例中屈指可数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轻的。

程瀚，此前曾任安徽省合肥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在任时以“霸道”闻名，接受调查时辱骂纪委办案人员，移送司法后“认罪态度差”。

程瀚到某派出所视察，一名民警在电脑前忙工作没看见，没及时起立敬礼，被程瀚一个耳光打上去，骂其“不长眼”。事后还多次在内部大小会议上将此事作为反面案例，斥为“不懂规矩”。

“掌掴副局长”事件，起因只是一次公务接待上的琐事，程瀚嫌副局长“没陪好”他的客人，当众大骂后动手打人，用力过猛打掉这位副局长一颗牙。

局领导班子办公会，往往只有程瀚一个人说话，其他领导很难插上话，或担心说错话而引来粗口。

“平常局里干部开会，他坐在台上向下依次扫视，谁都不敢跟他平视，只能低头记录。”合肥市公安局一名中层干部说，有次一名县公安局政委看了下手机，被程瀚大骂并让其“滚出去”。

程瀚上任后成立接待办，在办公大楼里装修包厢。如同“议事厅”“聚义堂”，经常以各种名义召集干部吃喝，搞起了酒桌办公，把酒桌变成了认识、考察干部的场所。

“他喜欢干警排成队，口呼老板向他敬酒。”程瀚经常在酒桌上谈人事甚至口头任命，“一开始大家以为是酒话，过段时间一看正式任命下来了，还真跟酒桌上说的一样！”另一名中层干部回忆，程瀚上任后多次半夜召集开会，去了一看他喝得醉醺醺的，所谓开会也就是把干部乱骂一通。这名干部反感，认为无意义也耽误正常工作，但不久就被调离岗位。

一些不愿与其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的干部被排挤打压；一些原本正直的干部为保住职位也不得不曲意逢迎、巴结讨好甚至送礼行贿；而一些投其所好的下属则进入程瀚的小圈子，成为“家臣、家丁”。

他滥用公款，生活奢侈。白酒非茅台不喝，红酒只喝拉菲，人称“茅台局长”。

程瀚的多名情妇是女干警。有的在局里是公开的秘密，但他并不避讳，有时甚至在酒桌上以此自夸。

感悟：程瀚在接受调查期间曾剖析认为自己有“狂躁症”，追根溯源是童年家庭娇惯，“想要什么必须给什么，不然我就不起床”。但多位受访者认为，这固然有性格因素，更是一种“立威”方式。

“一霸手”肆意妄为、违法乱纪的人身依附圈，严重破坏了合肥公安的政治生态。程瀚落马后，200多名干部被约谈，交警支队支队长宋美华、公共交通分局（便衣侦查支队、视频侦查支队）政委杨朝晖等一批干部落马。上梁不正下梁歪。以宋美华为首，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生塌方式腐败，已有副支队长赵跃东、新站大队大队长李伟、高架桥大队大队长郭其文、滨湖大队教导员李敏等多人落马，涉及交通肇事处置、查酒驾、违法销分等问题。

一些干警说，程瀚变成“一霸手”也有个渐进的过程，“掌掴副局长”是个关键节点。此事发生后，据称上级部门也来调查了，但却不了了之，“连个通报批评都没有”，明显助长了程瀚的嚣张气焰。

“他能力是有，但品德不行。”合肥公安多名干警介绍，程瀚在任局长的前期，工作上堪称雷厉风行，屡有创新突破，在科技强警、“三基”建设等方面曾获全国先进，合肥也3次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但成绩取得之后，程瀚“粗暴脾气上来了、工作劲头下去了”，同时随着人身依附圈成型，他的心思更不在工作上，经常组酒局、耍威风，做一些博眼球的面子工程。比如，连续多年组织耗资超百万元的“公安春晚”，要求上下广泛参与，不少基层干警叫苦不迭。

魄力与霸道的界线在哪里？魄力是将胆识、自信建立在科学与民主决策基础上，而霸道则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蛮横与自负。（媒体报道时间2018年8月11日）

（四）“两面”贪官型

小学三年级才学会汉语、曾担任过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云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原书记侯新华，受惠于党的民族政策走出了“山高坡陡水流急”的偏远山村，凭借着组织的悉心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他36岁便升至副厅并主政一方。相关资料显示，他在教育、卫生、文艺、脱贫攻坚等方面颇有政绩，然而，再光鲜的政绩也不能抵消聚光灯下的黑暗。

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个在省级机关成为正处级干部的、第一个进入厅级干部序列的、索道州长、扶贫州长，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侯新华变得越来越自信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他私心的膨胀和思想上的麻痹大意，当手中的权力给他带来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当各种花样的“糖衣炮弹”攻来时，他的理念信念彻底滑坡了，党的纪律和规矩全被他抛之脑后。在摸清了侯新华的习性之后，不法商人对其“围猎”的花样也越来越多。成为“猎物”的侯新华，为了“知恩图报”“礼尚往来”，一次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板”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并沦为其利益集团中的一员。

就在落马前不久，侯新华还带领楚雄州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云南省纪委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并在现场大言不惭地宣称，“凡是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来楚雄办事都不要理会，并把他抓起来送到公安局”。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曾经那个老实淳朴的傈僳族青年一去不返，一个戏精附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