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减负主题党课讲稿：对基层“减负”与治理根源性因素探索与研究

一、基层负担的政策规制与问题提出

“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层干部被反弹回潮的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的‘痕迹管理’、花样繁多的督查检查消耗了大量精力。迎不完的检查，写不完的材料，填不完的表格。”负担重、压力大、负荷高已成为基层公务员的真实写照，为此，中央给予高度重视，连续出台多项指导性意见高位推动基层治理改革。20xx年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明晰督查、检查、考核的范围、内容、标准来减轻基层的超负荷问题，如“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地方和基层应接不暇、不堪重负，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既不利于集中精力抓落实，也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之后，20xx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20xx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基层负担已成为制约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发挥重要作用的障碍性因素，在理论上关于基层负担的根源性因素探讨近年来也逐渐增多，但到底哪些因素是基层负担的根源，还未有具备说服力的清晰答案。

二、基层负担根源的主流研究和扩展：一个文献梳理

基层负担并非基层的新生问题，早在xx世纪xx年代已经出现，以荣敬本教授提出的压力型体制最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压力型”体制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其核心在于上级对下级的硬性指标要求。在过去xx多年间，压力型体制已成为基层压力的主流解释理论，即在利益动机和争夺利益等双重因素调节的影响下，上级将压力通过指标工具让下级感到压力，使得完成指标成为下级压力的主要来源。第一，上级利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的放权让利，地方的利益在制度上被承认下来，地方的利益意识增强了”；第二，上级竞争，“地方利益主体运用各种手段从上级那里取得政策上的优惠以及资金、物质的支援，这样就出现了各级地方政府争政策和资源的竞争场面”；第三，下级利益，“县委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经济赶超，同时完成计划生育、社会治安这两项硬性任务以及其他每年下派的重点工作”；第四，指标任务，在指标管理中，涉及四个阶段运行过程：指标、任务的确定，指标、任务的派发，指标、任务的完成，指标、任务完成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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