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的思考

摘要：自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时代。为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意识形态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宣言》②中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③创造性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富有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效政治话语体系，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在新时代，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说明意识形态建设理念是指引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风向标。由于随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而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也异常复杂，在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面临许多严峻的新问题，使以往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理念很难与社会发展新环境相适应。因此，诸多领域都急需除旧革新，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传统管理理念转向现代化治理是必然趋势，无论是从实践的现实性需求出发，还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要求都得适应新时代发展，故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安全与创新上做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管理理念到治理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首先，在钻研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时晓得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为，社会“管理”与“治理”虽有一字之差，但其自身内涵却大有差异。从内容来看，“管理”对应政治内容和价值取向，内容涉及管控、监督和特权，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支撑，“管理”主体关注自身权威性建设；而“治理”包含参与、协作、民主及合作四方面，以制定的各种法律条例为依托，“治理”主体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从目标实现来看，“管理”以权力监督为核心，将权利所有者的权威作为行政基础，对权力权威性要求较高；而“治理”核心在于民主体制下的运行机制，以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契约关系为遵循，着重程序正当性。从主客体关系来看，“管理”以管理双方之间的执行和服从关系为主；而“治理”双方体现协商、互帮互助关系。因此，集权化与主观化便成为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